得知记者来采访，95岁的老兵姜德堂特意换上了军装。他从卧室拄着拐杖走到客厅，胸前的勋章轻轻晃动，碰撞出清脆的声响。“今天来了这么多年轻人啊！”老人身材高大魁梧，国字脸，声音洪亮爽朗，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，“我给你们讲讲抗战的故事。”
1930年，姜德堂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郊区的一个贫苦家庭。父母租了地主的地，但因为生病无法耕种，欠了一大笔钱，幼小的姜德堂只能做长工，经常受欺负。后来，他亲眼看到家乡被日军铁蹄践踏，农民被抢粮食、烧房子。
“我家有个瓜棚，离鬼子的炮楼大概有7里地，是八路军的联络点。”他回忆说，自己十二三岁时就知道天宇优配 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打鬼子的。1944年，14岁的姜德堂成了地下通讯员，为八路军传递情报。鬼子看姜德堂年纪小，所以不怎么盘查他，年少的姜德堂得以四处送信。
当时，日军在城镇与乡村之间修筑炮楼，炮楼之间可以相互支援，还定期让伪军向老百姓收缴粮食、鸡、鸭、猪等。姜德堂回忆说，自己悄悄收集炮楼的位置和日伪军的动向，又把这些信息报告给区里，帮助八路军炸毁炮楼。有一回，八路军在拿到他提供的情报后，化装成老百姓假装给日军送粮食，借机在炮楼外偷偷埋设地雷，炸毁了炮楼，获得了日军的粮食和枪支弹药，不仅改善了部队的装备，还把物资分发给老百姓。
当时，“共产党”“八路军”两个词经常一起出现，姜德堂就以为参了军等于入了党。他说，自己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哪怕是挑水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这些日常琐碎的小活儿，都做得非常出色，战友们很认可。
战时，党员无法公开身份，要开支部会时，就互相比画个手势，彼此心领神会地去一个僻静的地方。“我当时不懂啊！看这些人总比手势、开小会，还以为他们是特务。”姜德堂笑着说，有好几回，自己拎着铁壶借口“送水”，去高粱地里找他们，就想听听这帮“特务”要干什么。
还没等姜德堂“破案”，指导员就主动找他谈话了，问他想不想入党。那时他才恍然大悟，“开小会”的战友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！
1947年8月20日，在党员大会上，全体同志同意姜德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材料本不应该在党员本人手中保管，但在战争年代，时局动荡，很容易和党组织失去联系。连长就让所有党员自己保管《入党志愿书》，并强调如遇紧急情况，大家可以自行销毁。
姜德堂把志愿书对折了两次，叠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小方块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胸前的子弹袋里。“那可是战争年代，一场仗就可能把所有人打散。人要是散了，谁能证明我是党员？唯一的证明就是志愿书。”他说，自己想着，这份志愿书会一直带在身上，“只要我不当俘虏，就一定不会丢！”
一次，眼看激烈的战斗就要打响，他感觉凶多吉少，便把志愿书从口袋里取出来，在一棵大树下刨了个坑埋了进去。整整一晚上，他心里一直记挂着。第二天，趁敌军空袭的间隙，他赶紧跑到树下把志愿书又挖了出来，放回身上。说到这儿，老人哽咽了：“那次，差一点儿让敌人抓着我。”
1948年，姜德堂在青岛迎来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敌人的子弹射向他，幸好被车轮挡了一下，没伤到骨头，但大腿被打穿了。曾经有人问他：你那么小，怕不怕死？他回答说：“我不小，我也不怕；只要跟党走，到哪儿我都不掉泪。”
姜德堂把那份《入党志愿书》视作自己的政治生命，带着它参加了济南阻击战、淮海阻击战、解放青岛等战役。1952年，又带着它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如今，那份78年前的志愿书早已泛黄起毛边，钢笔的笔迹也晕开了，老人给它加了塑封膜，悉心保存着。
1963年，姜德堂转业至地方。“我有干革命的积极性，做什么工作都要拔尖儿。不会我就学，不懂的我就努力弄懂。”他说，自己一辈子服从党的领导，从来不打折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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